总之，我同意当代宪政主义既是对现代宪政主义的超越，也是对古典宪政主义的重新发现与某种复兴。
[1]2004年修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方面的新要求和新纲领都对现行宪法提出了新的课题，因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指导，对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修改有着重大意义。所以现行《宪法》系统地规定司法管理体制的时机并不成熟，因而对于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的问题，宜采取授权性和原则性的表述。
将五位一体建设的有关内容载入宪法。非公有制经济依法享有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权利，履行平等的义务。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修改宪法，符合我国宪法的发展规律。2．有关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的问题。（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人民检察院。
对这一变化，现行《宪法》应据此进行相应的调整，将五位一体建设的上述内容载入宪法，以明确国家建设目标。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阿伦特认为，决断通过假设敌人来追求同质化，从而导致了对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惩罚和归罪，后者被视为是一种削弱、分裂最高主权的现实的、具体的威胁。
宪法不可能一方面具有优位性，另一方面又允许国民主权在宪法下仍具有实质内涵。[20]34所谓排他就是排除衡量，因为一阶理由经常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理由，拉兹将其称为权威的阻断命题（pre-emptive thesis），即权威要求采取某个行动时，他的指令并非被拿来和 其他相关的一阶理由放在一起相衡量的理由，而是取代并排除了相关的正反面一阶理由，从而使得自己成为在决定行动时所能依据的唯一理由。[30]100再次，将宪法正当性的关注点从制宪权转移到宪法制定后的实施，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宪权的问题。二是制宪权被宪法所创制的权力吸收，比如修宪权、抵抗权或者将制宪权实定化。
其三，领袖对团伙的权威。另一种思路认为，人民是一个政治的构建，即人民是在制宪的过程中产生了相互认同。
开端不受制于可靠的因果之链，……而且可以说，开端抓不住任何东西，……在开端的那一瞬间，似乎开端者废除了时间性本身的绵延或者说行动者被抛到了实践秩序和延续性之外。[7]156此种绝对君主时代所建构的政治神学范畴转化为人民主权理论时，便成为人民的普遍意志是一切政治权力以及正当性的根源。因为主权只有在例外状态才会显现，而这就是旧宪法被摧毁、新宪法诞生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制宪权不过就是主权的伪装而已。所以，基本法第146条当前成为一条无功能的规范。
但是这种决断为什么要被遵守呢？拉兹进而提出了权威的通常证立命题（normal justification thesis），即按照权威的指令来行动，比个人依据自己对一阶理由的衡量后所采取的行动，更能够去做到他真正有理由该去做的事。[7]208也就是说，现代革命论带来的必然是无穷无尽的暴力。既然这个事件从未发生，那么关注点就不得不被其他的东西所代替，要么是宪法的内容——要求一个人用外在的政治道德标准来评价宪法，要么是法律秩序产生效力的机制——被一些重要的团体所承认，无论是法律官员还是公众。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6]25宪法律是制宪意志的实施规范。
[18]9其次，对权威的服从并不在于服从权威者命令内容的说服力或道德正当性，否则意味着服从者的自身判断，这与服从者的身份相矛盾。首先，决断（decision）一词的词源来自于拉丁文decisio，该词的本义是斩断。
[30]101其次，所谓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是指主权归属于人民，人民是主权的持有者，所以最终最高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前者是支持行为人去作或不做一定行为的意图，后者是支持行为人去作或不作某个行为的考量。
而意志，对照于理性的同意，正可以发挥这种功能作用，因为意志就其本质而言，乃自成一个统一体，无法分割。而权力只有权威地行使才会具有正当性。因为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15]258-259Dyzenhaus批评Kay人民享有制宪权威的观点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其次，吸收说的问题在于制宪权能否被完全吸收？如果是修宪权来吸收制宪权，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就等于混淆了修宪与制宪之间的根本区别。按照阿伦特的逻辑，制宪权与主权是不同的概念，即主权旨在说明国家权力的来源，它是一种权力，而制宪权旨在说明宪法乃至法律的来源，它是一种权威。
[12]8-9科耶夫的主要贡献在于区分了人类的四种权威类型，并且分析了这四种权威产生的原因：其一，父亲（父母）对孩子的权威。其实，阿伦特心目中的理想革命是古典式的革命，即革命不是与传统的彻底断裂而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汲取力量的事件。
因为在一国法律体系内，既然宪法具有最高性和优位性，就必须排除由它所建构的国家内部的任何高于宪法的权力。另外，与西耶斯一样，施密特的理论也带有革命的色彩，他认为人民的制宪意志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人民的制宪意志是一种直接意志，它先于一切宪法律程序，凌驾于一切宪法律程序之上。
1、对决断论的批判 对于施密特的决断论，阿伦特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批判。[4]103所以，西耶斯和施密特都放弃了第二种思路，而主张人民是通过自然的方式产生的，即人民是一个民族。
[28]184-185也就是说，施密特用制宪权取代了主权，只是一种对现实的策略性回应，但是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然而，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最显著也最具决定性的区别在于，美国革命是有限君主制的历史遗产，法国大革命则是绝对主义的遗产。法国大革命的例子说明，在战争期间它不能容忍分歧和批评。可见，抵抗权行使的目的是回归原有的宪法秩序，是体现人民对原有宪法的忠诚。
如此一来，法律秩序（包括宪法）才不会随着集体意志的变动落入不稳定的不断革命进程。所以，法律权威的存在就依赖于一个将其视为法律权威的惯习。
更优的原因包括：权威拥有提供专业意见的能力、行为人自己合理性的匮乏（比如自身的弱点、自己判断的时间和其他成本巨大）、行为人考虑到与其他人的合作、解决囚徒困境等等。[7]183美国革命的有限政府精神使得在殖民地所摆脱的国王和议院的政府中，不存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力。
比如1977年西班牙宪法、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宪法。[7]199笔者认为，阿伦特将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与古罗马元老院相类比多少是不合适的，因为两者的权威来源明显不同。
这一点就连首次提出制宪权概念的西耶斯也承认，实际的制宪者是人民委托的特别代表。[12]7接着他区分了法权（权力）和权威，他说，在权威的情况下，反抗（反对）没有越出纯粹可能性的范围（反抗没有实现），反抗的实现毁坏了权威。首先，冬眠并非永久冻结，终有一日要醒来，但是何时醒来，冬眠说并无法说明。而这个组织、这套程序就是按照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原则选举产生的制宪议会。
[35]但是，笔者认为，这三种解决方案都不足以消除制宪权的威胁。对于他们来说，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法律的源泉将是联邦宪法。
但是，主权和制宪权分别出现在他的不同著作之中。[11]15-16如此的话，那么首次制宪便是签订社会契约。
在《何为权威？》一文中，阿伦特指出，既然权威总是要求服从，它就常常被误解为权力或暴力的某种形式。没有任何宪法律、甚至没有任何宪法能够颁授制宪权，能够规定制宪权的动用形式。